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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非遺后時代”保護是學者的時代擔當

2012-4-1 10:41:00

馮驥才,浙江寧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家、藝術家,著名民間文藝家、民間藝術工作者;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文學自由談》雜志和《藝術家》雜志主編,并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2009年1月16日被國務院聘為國務院參事。

11月初,“碩果如花——十年中國木版年畫普查成果展”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展出。馮先生為該展覽寫下寄語:“現在可以說了,我們收獲的果實,如花一般的鮮艷和芬芳。”這是讓所有人,尤其是文化界和知識界感到興奮的事情,他卻說“在文化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知識分子那種對于鄉土文化的深切情懷使得他對民間文化保護的現狀而焦慮,無奈之后是更奮力的主動追趕,在城鎮化到來的“狂風”之前,為未來留下記憶。正如馮先生所言:“對于生命、歷史,如果你不能延續它,你一定要記錄它。”

1 為未來記錄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日,“十年中國木版年畫普查成果展”成功舉行,“中國木版年畫數據庫建設及口述史方法論再研究”也獲得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第一批)立項,首先向您及研究院表示祝賀,請您介紹一下木版年畫普查及數據庫建設的具體情況。

馮驥才:作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搶救工程的龍頭項目,中國木版年畫搶救工程于2002年率先發動,經過十年不懈的努力,終于將遍布中華大地的木版年畫家底進行了梳理,并出版了《中國木版年畫集成》22卷,包括《俄羅斯藏品卷》和《日本藏品卷》。俄羅斯學者對中國年畫的研究早于我國學術界,大量豐富的歷史作品(主要是清末民初的年畫)收藏于俄羅斯各大博物館。日本一些博物館所藏清代早中期的姑蘇版桃花塢年畫,如今在我國已極為罕見。

這是年畫史上空前的文化舉動,是當代文化界與知識界文化責任與情懷令人信服的表達。特別是這次大普查,所采取的全國性的統一學術規范與科學設計的調查方法,在社會轉型期民間文化(“非遺”)搶救和保護中具有啟示乃至示范意義,是集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和美術學等學科的綜合調查。在普查手段上融合了傳統的文字、攝影、錄音、錄像,同時口述史和視覺人類學等學科的調查手段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木版年畫的保護行動主要突出四點:傳承人的保護與培養、木版年畫產地的文化生態建設、工藝樣式的保護和傳承以及木版年畫的數字化保護。數字化保護是進一步運用數字信息技術,匯集木版年畫“基因式”信息采集成果,對木版年畫的核心工藝和豐富圖式進行全程模擬再現,并運用數字化技術對相關歷史、人文生態進行模擬復原,形成理論解析的整體構架。即使在千百年后,我們仍可以實現現實中復原年畫本體的可能。

記錄是一種保護,甚至是首要的保護。在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最關鍵的是對傳承人的保護,而傳承人的記憶大多是通過口傳的方式傳播,將口傳落實到文字,對當前的中國木版年畫的傳承和保護意義重大,所以在建立年畫數據庫的同時進行代表性傳承人的口述史調查和研究成為必然。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知道在“十年中國木版年畫普查成果展”開幕式上,中國民協副主席潘魯生代表國內外

專家學者發布了中國木版年畫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言,是不是我們已經做了必勝的準備?

馮驥才:是的,我們的年畫實在太燦爛了,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廣泛價值。我們擁有十年的調研資料和研究成果,16個申報國家級“非遺”的原產地,一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有研究基地、博物館、藏品庫、數據庫等一整套硬件,還有一支久經考驗的專家學者隊伍。在此基礎上,將由中國民協牽頭,整合基地、學者和傳承人資源,由16個國家級產地共同申報。申報工作將首先提請文化部批示認可,并組織專家學者編寫資料,再由“非遺”保護中心書寫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提交的申報書。希望以申報為手段,達到中國木版年畫的保護目的。

能在世界“非遺”公約簽訂前就開始木版年畫的普查工作,得益于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我們用了十年時間把全國的木版年畫家底都調查清楚、梳理清楚,做到了心里有數才開始申報世界“非遺”,因為把事情做扎實了才更有信心。中國木版年畫申遺,有利于中國民間藝術的保護、傳承與發展,我們要讓中國最好的文化“走出去”。

2  文化就得踏踏實實做事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收集、整理過程中,您認為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什么?

馮驥才:首先是應該立足田野,即與我們的文化共命運。民間文化在田野,不在書齋。專家應該在產業和市場的前面做源頭記錄的工作。我們保護文化遺產,不是拿它發財,而是要留給后人共享。我們必須要讓后人知道我們原來的東西是什么樣子。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們需要記錄。自始至終佇立于田野之中,才使得中國木版年畫普查成果達到如此厚重與充分。

其次要為民間文化作學術的支撐。知識分子最知道我們五千年的精華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們文化真正繁榮的源泉。任何文化都分為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兩種,精英文化是經典的,而民間文化是需要專家幫助和支持的。如果沒有專家支撐,非物質文化傳承人自己并不了解該文化的重要性,需要專家來解讀。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有1000多項,據我了解,起碼2/3的文化遺產背后是沒有專家支撐的。

當社會過于功利的時候,文化良知就要成為強音,專家學者要在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勇于承擔責任,走進民間幫助藝人傳承與弘揚民間藝術,這也是知識分子的時代擔當。

我經常會問:“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文化意志?”現在的“非遺”保護經常會和“政績”結合,轉化成GDP,這就失去了其推進文明及繁榮自身的重要使命。

最后一點是呼喚文化自覺。如何避免“文化自覺”變成一個空洞的口號?我認為,文化自覺就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和文明于人類的意義必不可少。我曾經呼吁:當社會迷惘的時候,知識分子應當先清醒。知識分子對社會文明和精神負有責任,沒有責任感就會渾然不知,有責任感必然深有覺察,這便說到了知識分子的本質之一,即先覺性。先覺才會自覺,或者說自覺本身就是一種先覺。我們說責任,當然不僅僅是說說而已,而是要去承擔。保護不僅是專家的保護,而是要去促進全民的保護。

3  “非遺后時代”的保護才剛開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怎樣看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關系?

馮驥才:從表現形式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體可分為“可進入市場的”和“不可進入市場的”兩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進入市場并進行商業化經營,關鍵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規律自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產業化開發確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將“保護”與“開發”工作分開來做,就很容易實現雙贏。

現在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非遺”就是一種資源,推到市場就是保護和發展,甚至出現不合規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內含。

把遺產挖掘出來進入名錄并不是終極目標,真正的保護其實是剛剛開始。這之后,我稱之為“非遺后時代”,這時的重要任務就是科學保護、廣泛傳播、利用弘揚和學術理論支撐這四方面的工作。我們應該趁文化源頭還存在的時候繞開市場直接進入。理論研究階段有兩點要義:“生活創造,文化認識”和“民間創造,精英挑選”。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創造的民間文化,但要從文化的高度認識,以精英的眼光挑選,才能去蕪存菁,找出真正有保護價值的珍品。這樣,將來民間文化一旦進入市場,我們還知道其最原始、原汁原味的樣子。中國很多傳統文化都是傳統手工業性質,如果不按照原有的產業性質發展,而是作為文化資源去追求利潤最大化就會變質了。以陜西皮影為例,進入了“非遺”名錄,一些地方就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機器壓制、批量生產,手工的性質發生改變,文化遺產實際上也就變質了。文化保護與產業發展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使人們生活得更快樂,而不僅僅是在經濟上爭先后。

4  民眾才是文化遺產的真正主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國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方針的指導下,“非遺”保護該怎樣堅持文化自覺呢?

馮驥才:知識界提出的對“非遺”保護的觀念與種種措施都得到了國家的認同。但在現實中,問題最大的還是在政府的執行層面上。長期以來重經濟、輕文化的觀念,致使文化在經濟社會中處于弱勢。幾場明星云集的文化節和一大片斥資數億的文化場館不會在真正意義上使文化得到保護。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民眾才是文化遺產的真正主人,而我們——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專家學者,都應該以局外人的身份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當中。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統籌管理,學術界是科學指導,而商界則是在科學保護基礎之上進行適度參與,政府、學界、商界,任何一方的過度參與,都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自主傳承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都存在于民間文化中,民間文化既是現代民族國家整體文化的基石,也是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基石,是一種文化生命。當前,我們必須調整現代產業發展的基本思路,對保持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進行通盤考慮,遵循民間文化的內在理路,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開發促進中國整體性文化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實現民俗文化與現代經濟之間的張力性共存。

我們現在常把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并提,這十分必要。這兩個概念密切相關同時又有各自的內涵。文化自覺是真正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覺地承擔;文化自信的關鍵是確實懂得中華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類文明中的價值。否則自信由何而來?當前文化發展存在兩大障礙,一是文化政績化,另一個是文化產業化。文化直接影響著社會文明與全民素質,不能為了暢銷、票房、收視率,為了利潤的最大化和“瘋狂的GDP”而放棄文化固有的尊嚴。

5  “臨終搶救”是時代的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把當前文化的搶救比喻為“臨終搶救”,是不是還有著什么重要的警示意義?

馮驥才:“臨終搶救”是個醫學用語,用在文化上表明我們的文化遺產遇到了新麻煩、大麻煩。我們要搶救的是民間文化遺產,而民間文化遺產是指農耕時代所創造的文化財富。民間文化包含很廣泛,它包括農耕時代民間的文化形態、文化方式、文化產品等一切物質和非物質的遺存。我以為,搶救比研究更重要,對于文化僅僅有科學理性是不夠的,如果只是不自覺地注入人文的情懷和人文精神,那么就等于將文化主動拋棄。

例如中國的古村落,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書,可是沒等我們去認真翻閱它,它就在城市化和城鎮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見了。我擔心“舊村改造”的口號重演當年的“舊城改造”,造成文化的失憶。目前全國有230萬個村莊,普查顯示,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現在還剩兩三個;而在2005年時,這個數據還是5000個。

一個發生在身邊的典型例子就是楊柳青著名的畫鄉“南鄉三十六村”,曾經“家家能點染,戶戶善丹青”,就在今年初,在城鎮化的建設中瞬間消失了,我見證了它的蘇醒和最終的消失,心里是很痛苦的,但畢竟我們作了一次“臨終搶救”。我們還對山東地區古村落作了一個調查,調查以后的結果非常吃驚,現今一座完整的古村落也沒有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商機和政績的不良追求,一些地方打著新農村和城鎮化的幌子唯利是圖、盲目蠻干,后果是在不自覺中消滅了傳統文化。

中國古村落正在進入一個空前的消亡加速期,古村落不僅有它的歷史文化價值、研究價值、見證價值、學術價值、審美價值、欣賞價值,最重要的一個價值是它的精神價值。溫總理在今年9月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6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對于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以及文化傳統的保護中存在三個問題。首先,現在有些地方不顧農民合法權益,搞強制拆遷,把農民趕上樓,丟掉的不僅是古村落,連現代農村的風光都沒有了。其次,在城市建設中“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質遺產被拆毀,然后又花很多錢建了許多假的東西。最后就是城市的設計不是從這個地區文化的特點出發。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應該怎樣加強對古村落的保護?

馮驥才:對古村落的保護,我認為可以通過四種形式來加強:首先是分區形式,保持原有古村落不變,在旁邊建設村民居住生活的新區,保留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其次是民居博物館形式,把分散的經典建筑和文化要素向一處集中,以集聚效應加強保護;再次是景觀形式,在保留古村落架構的基礎上,進行適當加固、整修或開發,部分可用作旅游資源;最后是原生態形式,徹底保持當地的原生態生活。

最近十年,古村落快速消失,個別古村落以“可資旅游”的理由存在下來,成為地方賣點,這種結果是可悲的。沒

有文化記憶和精神,這些地方只是一個物質性的空殼而已。物質文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一個村落進入旅游開發程序后,按照商業規律進行改造,符合商業運作規律就被保留下來,如果不符合商業規律的就被忽略,文化被肢解,不再是原來的面貌。因此,古村落保護是未來十年中國文化最大的問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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